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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房间里还亮着灯火，天津巡抚毕自严和幕僚在商议着，拟定着诸项章程。

　　喝着已经凉掉的茶水，毕自严轻揉着太阳穴，缓解着思虑过度的头痛。

　　幕僚放下笔，捋着胡须，开口念道：“榷酒于平民百姓影响轻微，乃国民所靡而税之……”

　　不同于盐税，烟酒税是对非必需品征税，等于向有钱人征收一种特别消费税。

　　老百姓可以不喝酒，或少喝酒。但食盐却是生活必需，不可或缺。

　　毕自严抬起头，认真地听着，随后补充道：“将历朝历代之酒政都列举出来，供陛下参照。”

　　“本官记得也不完全，也想听先生讲述，增长见识。”

　　幕僚呵呵笑着，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东翁过谦了，在大明高官中，经济之学，当属东翁第一。”

　　毕自严笑着摆了摆手，招呼仆役再添热水。

　　幕僚整理了下思路，缓缓开口道：“历朝历代，共有三种酒政，即禁酒、税酒、榷酒（专卖）……”

　　汉初，长期的战争使得民生凋敝，为了节省粮食，便制定了严禁聚众饮酒的政策。

　　到了汉武帝讨匈奴后，国家财政压力变大，在桑弘羊的建议下，国家实行盐、铁、酒的专卖制度。

　　桑弘羊开创了榷酒（专卖）的政策，但政府大包大揽，会带来机构臃肿的弊端。

　　到了汉昭帝时期，西汉的酒政由专卖改为课税。

　　西汉酒税的税率约44%。即“今有醇酒一斗，直钱五十。”

　　隋朝存在时期过短，但国家财政丰足，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专卖、酒税等酒政的朝代。

　　唐朝在安史之乱后，中央财政吃力，为了筹集军费，开始征收酒税，约为50%。

　　宋代的榷酒（专卖）收入直接拨充军费，从立国以来，在财政收入中一直占据较高的比例。

　　即使在丢掉了北方的大部分领土后的南宋，酒税仍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。

　　“本朝自国初，先实行官店卖酒，后改为征税，不仅税率低，且又与船税、渔课、醋等其它商税合并……”

　　幕僚有些感慨，喝了口茶水，又继续说道：“在下记得在杭州每年征收酒醋税只有四百贯。”

　　“而南宋的常州府，每年课征的酒税就超过三十七万贯。”

　　毕自严轻轻颌首，说道：“本官记得杭州知府高安曾上奏说‘本府自国初，经历年久，中有新开酒醋之店，却分毫无税。’”

　　幕僚恭维道：“东翁过目不忘，令人钦佩。”

　　停顿了一下，他又补充道：“酒税乃是富人税，现下朝廷财政窘迫，陛下要加征，也在情理之中。”

　　在朱由校看来，酒税就是羊毛，财政需要时，就咔咔地剪一剪。

　　反正影响最大的是花天酒地的权贵和富人，老百姓大不了不喝少喝。

　　而且，朱由校已经找到了一些窍门，或者说是参照。

　　那就是与宋朝比，哪项税少，或是差得离谱，就从哪里入手改革。

　　后世有烟酒税，占到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七。

　　烟草也是朱由校看好的税收大项，尽管产业还未发展起来，但很有前景。

　　“陛下考虑得很周全，南北有差异，北方的粮食也算不上充裕。”

　　毕自严缓缓说道：“番薯能酿酒，倒是可以解燃眉之急。”

　　幕僚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其实，只要有钱，粮食并不缺。”

　　钱粮钱粮，有钱就有粮。

　　只要拿出真金白银，商人们就能满足采购的需求。

　　同样，利益为先，是商人们的准则。

　　如果酿酒卖酒有利可图，哪怕是抽重税，也会趋之若骛。

　　毕自严若有所思，捋着胡须想了一会儿，才沉声说道：“开商埠促海贸，从海外购粮，价格似乎比漕运还要低一些。”

　　幕僚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应该是省在了运费和人工上，但海运虽好，却不可轻动漕运。”

　　毕自严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陛下召见时，曾谈到漕运。虽是只言片语，但却无废弃漕运之议。”

　　海外购粮已经是朱由校确定的计划，不仅是成本低，且是国内商业发展的策略。

　　有了足够的粮食，农民便能多种植经济作物。

　　南方多种甘蔗，能多种桑树养蚕，湖广和华北能种棉花，还有烟草。

　　要知道，南方农民之所以种番薯，还有被认为有毒的南瓜。

　　除了产量高，能备荒，还能省出田地种经济作物。

　　毕自严和幕僚都知道皇帝期盼殷殷，这既是机遇，也是挑战。

　　要竭诚效忠，就要得罪代表商贾利益，为他们站台的大批官僚。

　　而且，要完善大明的征税系统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　　“陛下改革赋税之原则亦很简单，就是不能压榨最贫穷的农民，要从富人身上搜刮收割。”

　　毕自严缓缓说道：“这意味着，此番打击阉党只是开始。那些阻挠加征商税，或是有贪腐之行的，恐怕已经成为陛下之打击目标。”

　　幕僚想了想，猜测着说道：“之所以用内外交结的罪名严惩，难道是不想打草惊蛇？”

　　毕自严也不太确定，微皱着眉头说道：“本官有感觉，此次加征商税之议，恐怕会有大批官员触犯龙颜，被清洗出官场。”

　　“引蛇出动？”幕僚手一抖，随即咧了咧嘴，差点把胡子揪掉两根。

　　之前就有加征商税的争论，反对者占了上风，这次估计也不例外。

　　但皇帝要从商税上缓解朝廷财政，已经是决心已定。

　　从皇帝动用厂卫，以雷霆手段横扫阉党来看，可不是个心慈手软的帝王。

　　别看皇帝好像能被群臣挟制，比如万历想立福王而不得，索性躺平摆烂。

　　那只是万历脾气好，要脸儿，图虚名而已。

　　如果皇帝真被逼急了，谁反对就罢黜谁，甚至不惜大开杀戒，也没有人能够阻止。

　　就像崇祯，一个亡国之君，在位期间共处决了七位总督、十一位巡抚。

　　平均下来，每年处决一位高官官员。

　　等到济南被清军攻破，德王被俘，皇室蒙羞。

　　崇祯大怒之下，以“失陷宗藩罪”，严惩山东巡抚颜继祖、援剿总兵祖宽、山东总兵倪宠等三十六位重臣。